台湾作家：从小接受＂反共＂教育，结果惊觉杀台湾人的不是共产党

在海峡对岸的岛屿上，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的书桌上摆着厚厚的采访笔记，柜子里塞满了发黄的旧报纸和口述录音带。 他们不是学者，也不是记者，而是一群被历史撞了一下腰的＂打捞者＂。 这些人做的事情说起来简单，却让不少政客坐立难安——把被刻意抹掉的名字一个个找回来，把被歪曲的往事一段段还原成它原本该有的模样。 有的采访对象一听要聊往事，电话啪一下就挂了；有的开门看一眼来人是谁，脸色瞬间发白，摆摆手连话都不敢说。 要把这条路走下去，得有点憨劲儿，得有点不认命的执拗。 而在台湾岛上，就有这么一位客家汉子，抱着他从底层摸爬滚打攒下来的那股倔强，一头扎进了这片被人为搅浑的历史泥沼里。 他叫蓝博洲。 蓝博洲这个人，底子并不＂高大上＂。 1960年出生在苗栗一个客家家庭，家里穷得连书本费都得东拼西凑。 可就是这么一个从底层长起来的年轻人，日后写下的那些字，硬是把台湾岛上一层厚厚的历史油漆给刮开了一道口子。 要理解他后来为什么会一头撞进＂禁区＂，得先看看他小时候被喂了什么样的＂精神食粮＂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，正处在戒严那段憋闷的日子里。 蓝博洲六岁进小学，抬头一看，学校墙上刷的是＂反共＂标语，走廊里挂的是＂反共＂图画，连每周升旗唱的歌词都被改得杀气腾腾。 校长上台讲话，绕来绕去总要绕到大陆那边＂多可怕＂的话题上。 什么＂我的母亲＂，最后也能落到＂感谢政府保护我们免受共产主义荼毒＂这种奇怪的结尾。 家里买了电视之后，情况没好到哪儿去。 中影出品的那些电影电视剧，把海峡对岸的同胞画得张牙舞爪、面目可憎，仿佛那边不是人住的地方，是妖魔鬼怪的巢穴。 图书馆里也别指望能读到点不一样的东西——1949年前那些进步作家的书全被列为禁书，左翼作品更是想都别想，连一些偏右的作品都难得一见。 到了中学时代，社会上开始时兴一股＂全盘西化＂的风潮。 台北回来的同学嘴里嚼着萨特、加缪，书包上贴着存在主义的贴纸，好像不背两句西方哲学家的名字就跟不上时代。 可这些舶来的东西跟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，年轻人抓在手里，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洋装，看着挺时髦，走起路来直磕绊。 左翼的视角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方式，在那片土地上被系统性地抽走了。 蓝博洲长到二十来岁，心里也常常犯嘀咕：这些书里说的，怎么跟自己在工地上、在工厂里看到的现实对不上号？ 真正让他人生转弯的，是1987年春天走进《人间》杂志社的那扇门。 这本杂志是陈映真办的。 陈映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那时候台湾社会关于二二八的议论正闹得沸沸扬扬。 台独势力打着＂二二八和平运动＂的旗号上街游行，硬是把这段历史往＂国民党屠杀台独志士＂这个方向拽，塑造成他们政治动员的号角。 蓝博洲最初对这事儿也是一知半解，只从长辈嘴里零零星星听过几句＂以前国民党杀了很多台湾人＂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，脑袋里一片糨糊。 他开始一个个去找当年的老政治犯做采访。 这活儿难到什么程度？ 很多老人一听电话那头说要聊二二八，二话不说就把电话挂了。 上门去按门铃，门开一条缝，看清来人的意图，＂啪＂一声又关上。 有些老人在牢里蹲过十几年，出来之后早就被吓破了胆，宁可把往事烂在肚子里也不敢开口。 蓝博洲跑了两个月，鞋底都磨薄了，交上去的初稿被陈映真直接退了回来，让他重查重写。 那阵子他真有点想撂挑子。 转机来得挺偶然。 他在一次跟大学生聊天的时候，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的书架上翻到一份旧材料，上面提到台大学生吴思汉在二二八期间带着学生去中山堂抗议。 这条线索像一根引线，他顺着往下扯，扯出了一个叫郭琇琮的名字。 郭琇琮这个人，笔者觉得值得多说几句。 他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高材生，日据时代因为搞抗日活动坐过日本人的牢。 台湾光复之后，他成了台北青年学生里最有号召力的领袖之一，后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。 1950年，白色恐怖开始席卷全岛的时候，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，最终枪决。 蓝博洲通过老前辈林书扬的介绍，找到了郭琇琮的遗孀。 老太太坐在自家的旧木椅上，一句一句地讲：郭琇琮在二二八期间散发传单，喊出的口号是要求民主改革、争取自治，是一个把毕生所学都想献给底层老百姓的理想主义者。 他不是什么＂分离主义分子＂，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祖国认得清清楚楚、盼着这块土地和整个中国一起往前走的读书人。 听完这段话，蓝博洲心里咚地一声。 他从小到大在教科书上读的那套东西，一下子露出了破绽。 二二八事件根本不是台独运动，那是老百姓在物价飞涨、官员腐败、军纪败坏的高压下自发的一次反抗，诉求是民主自治，不是分裂。 而下令开枪、把那么多台湾知识分子——医生、法官、教师、学生——押到刑场的，是当年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的部队。 这段血债，跟共产党没有一毛钱关系。 恰恰相反，像郭琇琮这样牺牲的地下党人，跟被镇压的台湾民众站在同一边。 这个发现对当时的蓝博洲来说，几乎是把他脑子里那本＂反共教科书＂给撕了个稀巴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