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春晚一夜成名，56岁患癌在异国离世，临终前才说出自己身世！

1983年除夕夜，全国几亿人守在电视机前，听见了一个声音。 那声音清甜、干净，像刚化开的春水。 唱完那首歌，她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。 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个被亿万人记住的女人，用了整整五十六年，才把自己真正的故事说出口。 1959年6月，北京，一个女婴落地了。 这个孩子的到来，代价极重。 她的母亲身患心脏病和高血压，病情已经严重到医生下了通牒——生这个孩子，大人保不住。 家里人劝过，亲戚劝过，没用。 那个女人认定了要把孩子带到世上，谁说都没用。 孩子生下来了，母亲撑了二十天。 二十天之后，那个二十三岁的女人闭上了眼睛。 她用命换来了一个女儿，这对母女之间全部的缘分，只有二十天。 孩子还在襁褓里，父亲很快就重组了家庭。 一个刚出生就没了娘的女婴，在新家里连一口安稳奶都吃不上。 母系亲属坐下来商量，最后拍了板：由三姨和三姨夫把孩子接走。 那时候三姨二十四岁，三姨夫二十五岁，刚办完婚事没几天。 两个人捧着这个来路凄惨的女婴，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——这辈子不再要亲生的，就把她当女儿养。 这个决定放在今天都需要咬牙，更别说那个连吃饱饭都费劲的年代。 从北京到黑龙江伊春，两千多公里。 火车换汽车，一路颠到了东北的林区。 伊春是一座被红松包围的小城，冬天能冷到零下三十多度。 养父在建筑工地卖力气，家里不宽裕，可给这个捡来的女儿吃穿，从来不吝啬。 索宝莉就在这个没有血缘却热乎的家里长大。 她一直以为，那对夫妇就是她的亲生父母。 这件事她从来没怀疑过，因为没有任何人让她怀疑。 那个秘密，就这么压在心底，一压就是几十年。 后来她成了名，后来她去了德国，后来她查出了癌症。 她把自己所有的苦都一个人扛下来了，却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把这辈子藏得最深的那件事，轻轻讲给了家人听。 三姨和三姨夫为了把她养大，主动放弃了属于自己的孩子。 这件事她守了五十六年。 守到连最亲的闺蜜郑绪岚，都是从悼词里才听说的。 一个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，到最后才交出来。 她交给的不是外人，是家人。 连最好的朋友都被蒙在鼓里，一直到她走了以后。 索宝莉的嗓子，在伊春藏不住。 中学毕业之后，她被分配到当地的建筑企业。 工地上干活，她哼；食堂打饭，她哼；下班踩着厚积雪走回家，嘴里也没停过。 整个建筑单位都知道，老索家那个大闺女，开口就能把人听愣。 可这嗓子再亮，也亮不到北京去。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改变了一切。 1978年前后，词作家乔羽到伊春采风。 乔羽是什么人？《我的祖国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，哪首不是传唱几十年的大曲子。 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被安排住进了当地招待所，而这家招待所的所长，恰好是索宝莉的叔叔。 叔叔跟乔羽闲聊，顺嘴提了一句，说我这侄女唱歌挺好听。 乔羽没当回事，随口说那叫过来听听。 索宝莉被领到那间简陋客房，面对着这位大人物，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 她唱了一首《南泥湾》。 声音出来的那一刻，乔羽坐直了身子。 那股清甜和韧劲，让他当场改了主意。 他给东方歌舞团写了推荐信，又把消息递到团长王昆手上。 王昆也不是一般人——她是歌剧《白毛女》"喜儿"的第一任扮演者，后来执掌东方歌舞团多年，是那个年代发现并培养无数歌唱人才的真正伯乐。 成方圆、郭蓉，包括后来的崔健，都经过王昆的手。 索宝莉揣着家里东拼西凑的几十块钱，一个人上了北京。 考场上她连唱《南泥湾》和《绣金匾》两首，王昆听完只说了一句：这姑娘留下吧。 就这一句话，一个工地上的建筑女工，站上了国家级艺术院团的排练厅。 从伊春到北京，这一步她跨了将近二十年。 进团之后，她拜王昆为师，学民歌，学外国歌。 东方歌舞团那时候以演唱亚非拉曲目为特色，索宝莉的声线软而不糯、亮而不尖，唱巴基斯坦的歌、马来西亚的歌、台湾民谣，全都像模像样。 团里的老演员看着这个从林区走出来的东北姑娘，没有人会想到，几年之后，她会在一个除夕夜，把全中国都唱醒了。 但那个时候，谁也不知道。 那台改变她命运的晚会，还没到来。 1983年的除夕夜，是中国电视史上一个真正的分水岭。 那一年，央视头一回办春节联欢晚会。 导演黄一鹤接下这个差事的时候，条件简陋到今天很难想象——摄像机就那么两三台，演员候场就在后台站着，连个像样的化妆间都没有。 节目单是临时拼的，连正式彩排都没做过，就这么直播出去了。 可就是这么一台晚会，头一回把春节、电视、全家团圆这三件事拧到了一块儿。 二十四岁的索宝莉被选中，搭档牟玄甫演唱一首黄梅调改编的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 这个节目最开始没人看好。 就连演出服，都是东拼西凑的。 官方发的那套衣服款式老旧，上台穿着说不过去，索宝莉临时借了归国朋友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。 没有华丽的造型，没有精心的包装，就这么上去了。 上台之前，她站在后台，手心全是汗。 节目播出，她开口了。 那个声音清甜圆润，她的声音宽厚明亮，两个人的声音撞在一块儿，干净得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