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特雷斯说加沙是“从未见过的杀戮”：那提格雷、也门和苏丹呢？

在本次联合国大会上，秘书长古特雷斯说，在他担任秘书长的这些年里，从未见过像加沙这样的杀戮与毁灭，仿佛加沙成了他任内唯一值得看见的废墟。 加沙战争的惨烈是真实的，平民的苦难也不应该被淡化。但问题是：在古特雷斯的任期内，提格雷、也门、苏丹和乌克兰同样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与人道灾难。为什么加沙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表述，其他地方的死者却很少进入同等强度的国际政治讨论呢？ 联合国最根本的问题，不是不会统计死亡人数，而是它的道德标准是否真的适用于所有人。 一、联合国自己的报告，记录着更大规模的灾难 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战争中，根特大学研究人员曾通过模型估算，战争可能造成约51.8万平民死亡，涉及暴力、饥饿和医疗服务崩溃。这个数字存在估算区间，并非逐一核实的死亡名单，但灾难规模不容忽视。 也门的情况同样如此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1年的报告估算，到当年底，也门战争可能造成约37.7万人死亡，其中约六成来自饥饿、疾病和基本服务崩溃等间接原因。 苏丹内战爆发以来，数以千万计的人被迫离开家园，饥荒和针对平民的暴行不断发生。乌克兰战争则造成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，城市被毁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。 这些冲突的统计口径不同，不能简单排成一张死亡人数排行榜。但有一点无法回避：它们都发生在古特雷斯担任秘书长期间，也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道灾难。 联合国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，它自己的机构发布过报告，举行过会议，也曾作出公开谴责。 问题恰恰在于：为什么联合国自己就承认和记录了如此众多的战争与死亡，而秘书长先生却看不到呢？他的眼里为什么只有加沙呢？ 二、加沙成为焦点，联合国的双重标准却无人追问 加沙很容易被包装成一个简单的政治故事：一方是强大的以色列，另一方是遭受围困的巴勒斯坦人。 这个故事在联合国大会上容易形成声势，在街头抗议中容易激发情绪，在国际政治中也容易转化为明确的谴责对象。 反观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冲突则涉及多个非洲政治和军事力量，也门牵涉沙特、胡塞武装及地区大国，苏丹的责任涉及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，乌克兰战争又受到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制约。 联合国可以批评以色列，也应该调查加沙战争中的平民伤亡、人道援助和作战行为，但它同样有责任用一致的标准对待其他战争中的受害者。 如果加沙的死亡值得秘书长使用“从未见过”这样的最高级措辞，那么提格雷的饥饿、也门的儿童、苏丹的流离失所者，为什么不能得到同样持续、同样具体的关注？ 这不是要证明古特雷斯出于某种特定动机，而是要追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：联合国的道德标准，究竟由普遍人权决定，还是由国际政治的关注方向决定？ 三、六千多名专家提出质疑：种族灭绝指控不能代替法律证据 围绕加沙战争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：2026年9月，一封反对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的公开信，获得超过6000名专家学者的支持，其中包括历史学家、法律专家、学者，以及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城市战研究负责人约翰·斯宾塞。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法律和历史专家都持相同看法，也不是国际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。但它至少说明，将加沙战争直接定性为种族灭绝，并不是一个已经不存在争议的法律结论。 这位约翰·斯宾塞长期研究城市战争。他认为，加沙的战争和人员损失是一场悲剧，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不构成种族灭绝。他强调，种族灭绝不仅涉及死亡和破坏，还必须满足特定的法律构成要件，尤其是摧毁特定民族、族裔、种族或宗教群体的特定意图。 这正是国际社会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。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，当然需要调查和追责。但死亡人数本身并不能自动证明种族灭绝，城市遭到破坏也不能代替对法律构成要件的审查。 法律指控必须建立在证据和法律标准之上，而不是靠政治口号反复强化。联合国如果宣称维护国际法，就应该确保自己的表述严谨、标准一致，而不是让针对以色列的最严重指控，在国际舆论中逐渐成为不容质疑的政治标签。 更值得追问的是：当提格雷、也门和苏丹发生大规模死亡、饥荒与针对平民的暴行时，联合国是否同样坚持严格的法律标准？是否同样积极推动调查、追责和保护平民？ 如果联合国只在某些冲突中格外强调法律与道德，却在其他地方受到政治现实牵制，那么它的普遍人权原则就必须接受更严格的检验。 四、联合国真正需要证明的，是它的原则是否适用于所有人 加沙的平民值得同情，以色列平民和被扣押的人质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。提格雷、也门、苏丹和乌克兰的受害者，也不应该因为身处不同的战争，就被放到国际舆论的背景中。 超过6000名公开信签署者对种族灭绝指控提出质疑，也提醒国际社会：法律指控必须建立在证据和法律标准之上，而不是依靠政治口号。 联合国不能一边高喊普遍人权，一边让国际政治决定哪些受害者值得被反复提起，哪些战争只能成为背景；更不能在保护平民、维护和平方面缺乏有效行动，却在针对以色列的政治谴责上表现得格外积极。 古特雷斯当然可以表达对加